Chi Phat是一个位于柬埔寨西南方的村落，座落在中南半岛着名的生态热点—豆蔻山脉（Cardamom Mountains）。这片东南亚大陆第二大原始雨林，茂密森林从山顶绵延到海岸，2300种植物、全柬200种鸟类的半数以及全球14种濒危哺乳动物，都以此为家。这片森林同时也是重要水源地，支流向北流向洞里萨湖，供应超过3万多人用水，并滋养稻田与鱼类，保障乡村贫民食物安全。然而这片生态丰富的森林却因人为因素，受到史无前例的破坏。


2016年，Chi Phat被国际生态旅游协会（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）选为全球七大「为时已晚前必访」（must see before it’s too late）的生态旅游景点之一。Chi Phat拥有茂密森林、丰富动植物、平缓溪流与瀑布，可以提供森林纵走、山地自行车、划船赏鸟、划橡皮艇、农事体验、探寻蝙蝠洞、动物观察宿营等活动。同时，Chi Phat也有文化遗址，例如古代的木棺与瓦罐墓葬群。与柬埔寨其他社区生态旅游（Community-based Ecotourism，CBET）景点相比，Chi Phat发展出更多元的游程，依照体能负荷、所需时间，提供游客多样选择。





生态与生计的两难
Chi Phat社区人口规模数约为630户，总共2500人，68.5%家庭种稻米，12.6%家庭种植蔬菜、香蕉、捕鱼和饲养牲畜。这个山村曾是红高棉军事据点，因此直至1990年以前未受开发活动侵扰，保有大片原始雨林，村民大多为贫农，以刀耕火种（slash-and-burn）传统方式耕种。1990年代随着内战结束、贸易开放，政府将森林土地以特许方式出售或长期租赁给伐木、採矿和农业公司，以求战后经济快速发展。


柬埔寨战后经济产值43%来自木材出口，是当时世界上对伐木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，因此位于森林中心的Chi Phat，除了本地原住民之外，吸引了大量失去土地迁移来此务农或务工的高棉人、财力雄厚的外来商人，成为伐木与野生动物交易热点。2000年以后，随着NGO倡议、南豆蔻山国家公园设立，大型开发案已经减少，但居民既有狩猎伐木与耕作方式也受到禁止，居民生计与生态保育成为零和的两难抉择，而保育行动也受到当地居民反弹。


山村居民经常因为刀耕火种、狩猎伐木的生活方式，背负着破坏森林的汙名，然而实际情况是，肥沃耕地因大型开发案徵收，迫使居民迁居到森林深处开闢新家园，直面冲突与法律边缘。居民原本只是为了维生有限度取用自然资源，后来中间商出现，将山村与非法动植物市场串连起来，木材才成为商品，打猎才变成生意。



环境保育与经济发展的冲突，实际上是阶级需求的冲突、城乡差距的缩影，亦即都市消费的经济规模，以及乡村维生的永续规模之间的冲突。至今，虽然柬埔寨已经脱离低收入国家，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之列，高速经济成长的果实，很少涓滴到乡村地区。柬埔寨都市化程度正好与台湾相对，台湾8成人口住在城市，而柬埔寨则是近8成住在乡村。乡村吸纳了全柬9成贫穷人口，三分之二乡村人口，经常面临食物、乾淨饮水、医疗与教育资源短缺问题。


如果我们将生态的定义扩大，森林不仅是生物多样性天堂，也是社会安全网。高棉人认为「土地即生命」（ដីជាជីវិត），对住在森林附近的居民而言，木材与非木材森林资源（Non-Timber Forest Product，NTFP）是除了农产品之外的主要收入来源。联合国粮农组织2010年研究指出，邻近森林的居民，比不在森林附近的居民生活条件更好，他们可以从森林中获得野生蔬果、肉品、药用植物、木材、菰类、蜂蜜，营养来源比单独依赖农作物（大多为稻米）更多样，并且除了自用，也能出售换取现金。因此森林对大部分柬埔寨人而言，不只是食物与收入的保障，更是社会安全网，在农作歉欠收时节，还能从森林取得物资，扮演减少贫困风险的重要角色，因此生态环境退化，不仅危及动植物栖地，居民维生也会受到冲击。






双赢的调解策略
儘管柬埔寨政府制订了环境保育法规，然而由于缺乏执法资源，实务工作经常仰赖国际NGO资助。2002年，野生动物联盟（Wildlife Alliance，WA）着手豆蔻山森林保护计画（Cardamom Forest Protection Program），与柬埔寨环境部、皇家宪兵队协力成立护林队，巡守140万公顷林地，制止掠夺土地，拆除非法伐木和偷猎者营地，扣押非法木材和车辆，阻止人们砍伐森林，扣押推土机、挖掘机，清除陷阱拯救野生动物。自2006年以来，荳蔻山的大象偷猎数量降为零，使豆蔻山成为东南亚生态保育最成功的保护区之一。


一隻马来熊正在大快朵颐，牠是栖息在豆蔻山的易危物种之一。
然而，国际NGO的计划目标以外国捐款人价值为导向，与当地居民需求优先性不一定相符，于是产生了生态与生计的两难取捨。在这样的落差之下，CBET成为理想的调解策略，保护天然资源的同时，也能创造社区替代生计（Alternative Livelihood）。2007年起，野生动物联盟于Chi Phat展开CBET计画，目标是透过落实执法与经济诱因，改变居民既有耕作狩猎习惯，改採更永续的森林利用方式。计画首先确立森林划界，区分核心区、保护区、永续利用区、聚落区，明订分区使用规范及罚则；第二，协助居民另谋生计，从事生态旅游、改行永续农法、协助小型创业。



野生动物联盟在Chi Phat的CBET方案，其改变理论（Theory of Change）可以这样描述：为了应对气候变迁问题，必须保护森林生态多样性。以此为目标，需要居民改採永续森林利用方式，并提升当地生活水准。因此採行保育立法执法、居民替代生计、社区基础建设三种措施。其中居民替代生计，分为生态旅游、农业改良两类。





生态旅游方面，为了创造新的生计，弥补居民放弃伐木与狩猎的损失，野生动物联盟建设游客中心、森林小屋，成立CBET委员会，邀请社居民加入，从事财务管理、订房客服、森林巡守、餐饮烹饪、导游、司机、船夫、清洁、废弃物处理等工作。此外，联合经营民宿，以及愿意当接待家庭的居民，提供住宿服务。2015年，CBET创造了275个工作机会，全村630个家庭半数以上直接参与CBET工作，其馀社区杂货店、市场摊商也因为游客增加间接受益。


农业改良方面，Chi Phat八成居民务农，由于刀耕火种受到禁止，因此居民需要放弃之前的耕种习惯，改行定耕。在计划的协助鼓励下，已经有居民转作有机蔬菜，以及榴槤等经济作物。


生态保育行动的成败，是否获得居民支持是关键。因此Chi Phat的CBET方案规划之初，就纳入参与式设计精神，採用APPA设计流程，涉及4D步骤：发现、梦想、设计、实现（Discover, Dream, Design, Deliver）。在规划阶段，社区居民参与一系列的调查、团体讨论与资源地图绘製，以发掘识别社区旅游潜能。这些参与过程，让居民能表达自己需求，共同建构社区愿景与计画目标。


这样的设计方法，与社会设计「资产为本社区发展」（Asset-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, ABCD）的精神不谋而合。其核心为问题视角的转换，亦即「弱势转化」，也就是说，居民不是被动接受救助的对象，而是能主动解决自身问题的行动者。社区本身有着丰富资源与多样化需求，只是并未受到重视；居民是他们生活领域的专家，只是需要发挥潜能；因此社区发展的核心，是培育居民能力、创造连结交换，实现另类价值。






计画成效及影响力
Chi Phat的生态旅游方案成效如何？是否缓解了意图解决的问题？由于CBET包含生态保育、替代经济双重目标，接下来让我们分别检视这两个面向。


生态保育方面，儘管偷猎难以根绝，但CBET计画开始后已大幅下降70%。此外，虽然CBET是外部发起的行动，但居民为主、由下而上的规划与决策模式，提高了居民推动的意愿，同时也是公共议事能力的练习与实践。CBET的成功，增加了社区归属感以及集体连带，具体展现在2011年居民联合签署请愿书递交总理，以反对在豆蔻山设立钛金属採矿场。请愿成功不仅保护了社区生态，也让Chi Phat的倡议声名远播，还受邀参与环境保育修法。


替代经济方面，CBET从2008年成立之初每年接待426位旅客，到2014年大幅成长为3202位，创造10万5千美金年收益（约315万台币），其中将近8成是社区居民直接收入，其馀2成为保留盈馀。2011年起野生动物联盟停止对CBET财务资助，因为CBET已能损益平衡，至2015年CBET储蓄超过30万美金保留盈馀作为社区发展基金，以供事业能量扩充、社区无障碍及照护计画支出。


大部分直接参与计画的居民表示，加入CBET之后，生活比以前更好。不仅收入增加，也获得乾淨饮水与基础医疗、稳定电力及网路服务，自己获得职业技能训练、英语能力提升，孩子也获得教育机会。对于原本从事狩猎伐木的居民而言，突然改行从事旅游服务，并非易事。虽然赚得比以前少，但现在的收入稳定而合法，大幅降低以前铤而走险的心理压力与受伤风险，酗酒状况减少了，身心比较健康，家庭关係改善，也增加与外界的连结。




CBET成功要素
作为一个NGO发起的社区发展方案，如果没有居民参与、利害关係人协作，不可能产生团结经济效果。Chi Phat的成功，各方关係人都提到协作与利益共享的重要性，也就是「你的好带动我的好」，而非「你的好建立在我的牺牲之上」，或者「你的好与我无关」。


其中，私部门（旅行业者）的参与，对扩大Chi Phat旅游市场功不可没。儘管Chi Phat成立官方网站，接受独立游客预定住宿及游程，然而如果没有旅行业团客，来客数成长将会相当受限。私部门参与，也带来市场资讯及服务水准要求，并补充当地人力资源不足（例如具备足够外语能力的导游）；开发CBET景点对旅行业者而言，亦能增加游程产品多样性、提升企业声誉（业者因此获得企业社会责任奖），也为提升偏乡经济尽一份心力。至2015年为止，已有25家旅行业者与Chi Phat合作。


业者与社区的合作意愿，建立在积极有效的沟通上。许多旅行业者的办公室位于金边、暹粒、西港等有国际机场的大城市，业者如果需要往来办公室与Chi Phat之间确认行程细节，时间金钱成本相当高。因此CBET的沟通应变能力非常重要，包括：即时提供业者更新价格表、确保住房数量与品质符合需求、接受顾客意见并回馈修正。这种正面开放与外界互动的能力及自信，是培力的有效证明，不熟悉商业运作的偏乡，要达成这种成果着实可贵。






就实务而言，儘管Chi Phat是柬埔寨生态旅游成功典范，胜过柬埔寨其他生态旅游景区，然而与邻近国家（如泰国、马来西亚）同定位景点相比，住宿与服务品质仍有待提升。此外，研究指出，CBET效益对社区整体而言并不均质，受益程度由是否直接参与CBET、保育规范是否影响他们先前的维生方式两个轴度区分。


对于之前没有工作，目前从事CBET餐饮、清洁服务的妇女，以及自己开小商店的妇女来说，CBET带来的工作机会与人潮，增加了她们的家庭收入。对另一部份受雇于CBET的人来说，CBET工作收入与其说是替代性的，不如说是补充性、季节性的；也就是说CBET工资并不足以养家，受旅游淡旺纪影响波动，因此他们还须种植稻米、经营家庭商店、捕鱼、收集NTFP（例如橡胶）来维持家计。


而对于放弃了伐木狩猎、刀耕火种，却未获得CBET工作机会的居民来说，他们原本的生计被禁止，既有耕地也因为森林保护或復育计画被徵收，致使他们顿失主要经济来源，仅能依赖少量NTFP维生，生活大不如前。有人不得已恢復狩猎，有人则离乡背井，委身于大都市的工厂或建筑工地。


就策略来说，生态旅游对社区发展的助益，也受到不少批判。理论上，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是将环境保育、社区发展两个相异目标綑绑在一起，以生态旅游作为发展策略的意识形态，无异于把环境保护的要求，强加在地球上某些最贫困群体之上。实务上，有人认为方案规模太小，赶不上社会需求规模；社区主导的运作模式，牵涉当地複杂政治社会网络，经常产生利益冲突与非预期结果，从而导致计画失败。


Chi Phat的未来
CBET作为一种社会创新，儘管为调解保育与生计的两难带来曙光，却也非万灵丹。我们应当将社区发展典范，从旅游转向更多元的产业开发，以满足社区其他需求，例如农业。产业多元化，也能降低依赖单一产业的风险（例如疫情导致旅游业重创），提升社区经济韧性。


Chi Phat八成居民务农，但从刀耕火种转换到定耕或经济作物，需要新耕种技术。由于他们缺乏这些经验，导致农作产量比以前少，顶多仅够自用，甚至需花钱从市场买食物，或者需要额外购买化学肥料，从而加重家计负担，也使得地力逐渐耗竭，造成恶性循环。缺乏平坦道路桥樑、冷链物流、行销通路，也使得社区农产难以触及主要市场、进行销售。所以提升农耕技术及产销条件、转换村民利用自然资源的心态（从赚快钱，转成规律稳定的计划劳作），是农业的下一步。社区已经开始有机农法与经济作物种植，基于CBET建立的集体信任，产销合作社、储蓄互助社，是未来可以探索的实作模式。


此外，提升当地人力资本以提高服务水准，使得教育成为Chi Phat下一个努力目标。野生动物联盟已经启动南豆蔻山奖学金计画，然而教育的价值能否被偏乡家庭认可，孩子才不会因为父母需要他们补贴家用而辍学？学有所成的乡下孩子，是否还会留在家乡服务？这些都涉及长时间的改变，需要更完整的思考。


南豆蔻山每个村子每年5位学生获得奖学金，继续在大学深造。
无论如何，观光旅游对当地环境人文的影响，是身为旅人的我们，在探索世界秘境、体验异国风情的渴望之外，需要进一步深思的责任，让我们的消费行为更永续。本文希望透过柬埔寨社区生态旅游的讨论，提供台湾责任旅游、永续旅游、社区发展、地方创生一些借镜与激盪。

Chi Phat是一个位于柬埔寨西南方的村落，座落在中南半岛着名的生态热点—豆蔻山脉（Cardamom Mountains）。这片东南亚大陆第二大原始雨林，茂密森林从山顶绵延到海岸，2300种植物、全柬200种鸟类的半数以及全球14种濒危哺乳动物，都以此为家。这片森林同时也是重要水源地，支流向北流向洞里萨湖，供应超过3万多人用水，并滋养稻田与鱼类，保障乡村贫民食物安全。然而这片生态丰富的森林却因人为因素，受到史无前例的破坏。


2016年，Chi Phat被国际生态旅游协会（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）选为全球七大「为时已晚前必访」（must see before it’s too late）的生态旅游景点之一。Chi Phat拥有茂密森林、丰富动植物、平缓溪流与瀑布，可以提供森林纵走、山地自行车、划船赏鸟、划橡皮艇、农事体验、探寻蝙蝠洞、动物观察宿营等活动。同时，Chi Phat也有文化遗址，例如古代的木棺与瓦罐墓葬群。与柬埔寨其他社区生态旅游（Community-based Ecotourism，CBET）景点相比，Chi Phat发展出更多元的游程，依照体能负荷、所需时间，提供游客多样选择。





生态与生计的两难
Chi Phat社区人口规模数约为630户，总共2500人，68.5%家庭种稻米，12.6%家庭种植蔬菜、香蕉、捕鱼和饲养牲畜。这个山村曾是红高棉军事据点，因此直至1990年以前未受开发活动侵扰，保有大片原始雨林，村民大多为贫农，以刀耕火种（slash-and-burn）传统方式耕种。1990年代随着内战结束、贸易开放，政府将森林土地以特许方式出售或长期租赁给伐木、採矿和农业公司，以求战后经济快速发展。


柬埔寨战后经济产值43%来自木材出口，是当时世界上对伐木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，因此位于森林中心的Chi Phat，除了本地原住民之外，吸引了大量失去土地迁移来此务农或务工的高棉人、财力雄厚的外来商人，成为伐木与野生动物交易热点。2000年以后，随着NGO倡议、南豆蔻山国家公园设立，大型开发案已经减少，但居民既有狩猎伐木与耕作方式也受到禁止，居民生计与生态保育成为零和的两难抉择，而保育行动也受到当地居民反弹。


山村居民经常因为刀耕火种、狩猎伐木的生活方式，背负着破坏森林的汙名，然而实际情况是，肥沃耕地因大型开发案徵收，迫使居民迁居到森林深处开闢新家园，直面冲突与法律边缘。居民原本只是为了维生有限度取用自然资源，后来中间商出现，将山村与非法动植物市场串连起来，木材才成为商品，打猎才变成生意。



环境保育与经济发展的冲突，实际上是阶级需求的冲突、城乡差距的缩影，亦即都市消费的经济规模，以及乡村维生的永续规模之间的冲突。至今，虽然柬埔寨已经脱离低收入国家，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之列，高速经济成长的果实，很少涓滴到乡村地区。柬埔寨都市化程度正好与台湾相对，台湾8成人口住在城市，而柬埔寨则是近8成住在乡村。乡村吸纳了全柬9成贫穷人口，三分之二乡村人口，经常面临食物、乾淨饮水、医疗与教育资源短缺问题。


如果我们将生态的定义扩大，森林不仅是生物多样性天堂，也是社会安全网。高棉人认为「土地即生命」（ដីជាជីវិត），对住在森林附近的居民而言，木材与非木材森林资源（Non-Timber Forest Product，NTFP）是除了农产品之外的主要收入来源。联合国粮农组织2010年研究指出，邻近森林的居民，比不在森林附近的居民生活条件更好，他们可以从森林中获得野生蔬果、肉品、药用植物、木材、菰类、蜂蜜，营养来源比单独依赖农作物（大多为稻米）更多样，并且除了自用，也能出售换取现金。因此森林对大部分柬埔寨人而言，不只是食物与收入的保障，更是社会安全网，在农作歉欠收时节，还能从森林取得物资，扮演减少贫困风险的重要角色，因此生态环境退化，不仅危及动植物栖地，居民维生也会受到冲击。






双赢的调解策略
儘管柬埔寨政府制订了环境保育法规，然而由于缺乏执法资源，实务工作经常仰赖国际NGO资助。2002年，野生动物联盟（Wildlife Alliance，WA）着手豆蔻山森林保护计画（Cardamom Forest Protection Program），与柬埔寨环境部、皇家宪兵队协力成立护林队，巡守140万公顷林地，制止掠夺土地，拆除非法伐木和偷猎者营地，扣押非法木材和车辆，阻止人们砍伐森林，扣押推土机、挖掘机，清除陷阱拯救野生动物。自2006年以来，荳蔻山的大象偷猎数量降为零，使豆蔻山成为东南亚生态保育最成功的保护区之一。


一隻马来熊正在大快朵颐，牠是栖息在豆蔻山的易危物种之一。
然而，国际NGO的计划目标以外国捐款人价值为导向，与当地居民需求优先性不一定相符，于是产生了生态与生计的两难取捨。在这样的落差之下，CBET成为理想的调解策略，保护天然资源的同时，也能创造社区替代生计（Alternative Livelihood）。2007年起，野生动物联盟于Chi Phat展开CBET计画，目标是透过落实执法与经济诱因，改变居民既有耕作狩猎习惯，改採更永续的森林利用方式。计画首先确立森林划界，区分核心区、保护区、永续利用区、聚落区，明订分区使用规范及罚则；第二，协助居民另谋生计，从事生态旅游、改行永续农法、协助小型创业。



野生动物联盟在Chi Phat的CBET方案，其改变理论（Theory of Change）可以这样描述：为了应对气候变迁问题，必须保护森林生态多样性。以此为目标，需要居民改採永续森林利用方式，并提升当地生活水准。因此採行保育立法执法、居民替代生计、社区基础建设三种措施。其中居民替代生计，分为生态旅游、农业改良两类。





生态旅游方面，为了创造新的生计，弥补居民放弃伐木与狩猎的损失，野生动物联盟建设游客中心、森林小屋，成立CBET委员会，邀请社居民加入，从事财务管理、订房客服、森林巡守、餐饮烹饪、导游、司机、船夫、清洁、废弃物处理等工作。此外，联合经营民宿，以及愿意当接待家庭的居民，提供住宿服务。2015年，CBET创造了275个工作机会，全村630个家庭半数以上直接参与CBET工作，其馀社区杂货店、市场摊商也因为游客增加间接受益。


农业改良方面，Chi Phat八成居民务农，由于刀耕火种受到禁止，因此居民需要放弃之前的耕种习惯，改行定耕。在计划的协助鼓励下，已经有居民转作有机蔬菜，以及榴槤等经济作物。


生态保育行动的成败，是否获得居民支持是关键。因此Chi Phat的CBET方案规划之初，就纳入参与式设计精神，採用APPA设计流程，涉及4D步骤：发现、梦想、设计、实现（Discover, Dream, Design, Deliver）。在规划阶段，社区居民参与一系列的调查、团体讨论与资源地图绘製，以发掘识别社区旅游潜能。这些参与过程，让居民能表达自己需求，共同建构社区愿景与计画目标。


这样的设计方法，与社会设计「资产为本社区发展」（Asset-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, ABCD）的精神不谋而合。其核心为问题视角的转换，亦即「弱势转化」，也就是说，居民不是被动接受救助的对象，而是能主动解决自身问题的行动者。社区本身有着丰富资源与多样化需求，只是并未受到重视；居民是他们生活领域的专家，只是需要发挥潜能；因此社区发展的核心，是培育居民能力、创造连结交换，实现另类价值。






计画成效及影响力
Chi Phat的生态旅游方案成效如何？是否缓解了意图解决的问题？由于CBET包含生态保育、替代经济双重目标，接下来让我们分别检视这两个面向。


生态保育方面，儘管偷猎难以根绝，但CBET计画开始后已大幅下降70%。此外，虽然CBET是外部发起的行动，但居民为主、由下而上的规划与决策模式，提高了居民推动的意愿，同时也是公共议事能力的练习与实践。CBET的成功，增加了社区归属感以及集体连带，具体展现在2011年居民联合签署请愿书递交总理，以反对在豆蔻山设立钛金属採矿场。请愿成功不仅保护了社区生态，也让Chi Phat的倡议声名远播，还受邀参与环境保育修法。


替代经济方面，CBET从2008年成立之初每年接待426位旅客，到2014年大幅成长为3202位，创造10万5千美金年收益（约315万台币），其中将近8成是社区居民直接收入，其馀2成为保留盈馀。2011年起野生动物联盟停止对CBET财务资助，因为CBET已能损益平衡，至2015年CBET储蓄超过30万美金保留盈馀作为社区发展基金，以供事业能量扩充、社区无障碍及照护计画支出。


大部分直接参与计画的居民表示，加入CBET之后，生活比以前更好。不仅收入增加，也获得乾淨饮水与基础医疗、稳定电力及网路服务，自己获得职业技能训练、英语能力提升，孩子也获得教育机会。对于原本从事狩猎伐木的居民而言，突然改行从事旅游服务，并非易事。虽然赚得比以前少，但现在的收入稳定而合法，大幅降低以前铤而走险的心理压力与受伤风险，酗酒状况减少了，身心比较健康，家庭关係改善，也增加与外界的连结。




CBET成功要素
作为一个NGO发起的社区发展方案，如果没有居民参与、利害关係人协作，不可能产生团结经济效果。Chi Phat的成功，各方关係人都提到协作与利益共享的重要性，也就是「你的好带动我的好」，而非「你的好建立在我的牺牲之上」，或者「你的好与我无关」。


其中，私部门（旅行业者）的参与，对扩大Chi Phat旅游市场功不可没。儘管Chi Phat成立官方网站，接受独立游客预定住宿及游程，然而如果没有旅行业团客，来客数成长将会相当受限。私部门参与，也带来市场资讯及服务水准要求，并补充当地人力资源不足（例如具备足够外语能力的导游）；开发CBET景点对旅行业者而言，亦能增加游程产品多样性、提升企业声誉（业者因此获得企业社会责任奖），也为提升偏乡经济尽一份心力。至2015年为止，已有25家旅行业者与Chi Phat合作。


业者与社区的合作意愿，建立在积极有效的沟通上。许多旅行业者的办公室位于金边、暹粒、西港等有国际机场的大城市，业者如果需要往来办公室与Chi Phat之间确认行程细节，时间金钱成本相当高。因此CBET的沟通应变能力非常重要，包括：即时提供业者更新价格表、确保住房数量与品质符合需求、接受顾客意见并回馈修正。这种正面开放与外界互动的能力及自信，是培力的有效证明，不熟悉商业运作的偏乡，要达成这种成果着实可贵。






就实务而言，儘管Chi Phat是柬埔寨生态旅游成功典范，胜过柬埔寨其他生态旅游景区，然而与邻近国家（如泰国、马来西亚）同定位景点相比，住宿与服务品质仍有待提升。此外，研究指出，CBET效益对社区整体而言并不均质，受益程度由是否直接参与CBET、保育规范是否影响他们先前的维生方式两个轴度区分。


对于之前没有工作，目前从事CBET餐饮、清洁服务的妇女，以及自己开小商店的妇女来说，CBET带来的工作机会与人潮，增加了她们的家庭收入。对另一部份受雇于CBET的人来说，CBET工作收入与其说是替代性的，不如说是补充性、季节性的；也就是说CBET工资并不足以养家，受旅游淡旺纪影响波动，因此他们还须种植稻米、经营家庭商店、捕鱼、收集NTFP（例如橡胶）来维持家计。


而对于放弃了伐木狩猎、刀耕火种，却未获得CBET工作机会的居民来说，他们原本的生计被禁止，既有耕地也因为森林保护或復育计画被徵收，致使他们顿失主要经济来源，仅能依赖少量NTFP维生，生活大不如前。有人不得已恢復狩猎，有人则离乡背井，委身于大都市的工厂或建筑工地。


就策略来说，生态旅游对社区发展的助益，也受到不少批判。理论上，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是将环境保育、社区发展两个相异目标綑绑在一起，以生态旅游作为发展策略的意识形态，无异于把环境保护的要求，强加在地球上某些最贫困群体之上。实务上，有人认为方案规模太小，赶不上社会需求规模；社区主导的运作模式，牵涉当地複杂政治社会网络，经常产生利益冲突与非预期结果，从而导致计画失败。


Chi Phat的未来
CBET作为一种社会创新，儘管为调解保育与生计的两难带来曙光，却也非万灵丹。我们应当将社区发展典范，从旅游转向更多元的产业开发，以满足社区其他需求，例如农业。产业多元化，也能降低依赖单一产业的风险（例如疫情导致旅游业重创），提升社区经济韧性。


Chi Phat八成居民务农，但从刀耕火种转换到定耕或经济作物，需要新耕种技术。由于他们缺乏这些经验，导致农作产量比以前少，顶多仅够自用，甚至需花钱从市场买食物，或者需要额外购买化学肥料，从而加重家计负担，也使得地力逐渐耗竭，造成恶性循环。缺乏平坦道路桥樑、冷链物流、行销通路，也使得社区农产难以触及主要市场、进行销售。所以提升农耕技术及产销条件、转换村民利用自然资源的心态（从赚快钱，转成规律稳定的计划劳作），是农业的下一步。社区已经开始有机农法与经济作物种植，基于CBET建立的集体信任，产销合作社、储蓄互助社，是未来可以探索的实作模式。


此外，提升当地人力资本以提高服务水准，使得教育成为Chi Phat下一个努力目标。野生动物联盟已经启动南豆蔻山奖学金计画，然而教育的价值能否被偏乡家庭认可，孩子才不会因为父母需要他们补贴家用而辍学？学有所成的乡下孩子，是否还会留在家乡服务？这些都涉及长时间的改变，需要更完整的思考。


南豆蔻山每个村子每年5位学生获得奖学金，继续在大学深造。
无论如何，观光旅游对当地环境人文的影响，是身为旅人的我们，在探索世界秘境、体验异国风情的渴望之外，需要进一步深思的责任，让我们的消费行为更永续。本文希望透过柬埔寨社区生态旅游的讨论，提供台湾责任旅游、永续旅游、社区发展、地方创生一些借镜与激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