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泰媒报道，在东盟国家中，泰国与新加坡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最为突出。为缓解贸易战带来的不利冲击，泰国短期内应采取一系列措施，涵盖财政与货币政策、监管规定调整、就业保障以及外资投资优惠制度改革等多个方面，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，防范社会动荡风险。

泰国商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泰国数字经济、投资与国际贸易研究中心（DEIIT）主任阿努颂副教授透露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最新经济评估显示，泰国与新加坡在东盟国家中受此次贸易战影响最大。从经济增长数据来看，预计泰国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1.8%，新加坡为2%，两国经济增长均面临较大压力。

泰国与新加坡经济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依赖程度极高，尤其是新加坡，作为东盟经济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，对全球贸易波动极为敏感。泰国虽国内市场相对东盟其他国家较大，但受人口老龄化和家庭高债务水平影响，转向依赖国内市场和消费困难重重，内需刺激空间十分有限。若缺乏及时的财政与货币刺激举措，泰国极有可能陷入“技术性衰退”或“轻度通缩”的困境。

为摆脱“东盟经济增长最低国”的尴尬局面，泰国必须推进全面改革。一方面，要着力提升国家竞争力，加大对创新和人力资源的投资力度；另一方面，短期内要实施财政与货币宽松政策，放宽监管规定，避免出口行业出现大规模裁员，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，防止社会动荡。若经济状况持续恶化，社会分化与矛盾将加剧，民众对严重不平等现象的不满情绪可能引发抗议活动，给当权者带来更大压力，促使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。

从出口行业情况来看，今年下半年裁员迹象值得警惕。可依据《劳动保护法》第75条的临时停业通报等生产与就业数据密切关注。向美国市场出口的制造商因反制性关税面临出口减少困境，其他国家出口商也将加大对与泰国相同市场的竞争，甚至将更多产品转销至泰国，进一步加剧本地竞争压力。

回顾泰国经济发展历程，1987至1990年期间，泰国经济曾实现高速增长，某些年份增长率高达13.3%，反映出当时经济基本面强劲，政策方向开放合理。然而，过去20年来，泰国经济结构与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，疫情后经济复苏缓慢，呈现出明显的“K型复苏”态势。泰国经济增长连续多年在东盟中垫底，平均增长率不足3%，今年甚至可能低于2%。

当前，泰国投资占GDP比例偏低，大型国家项目或公私合营项目常出现腐败、效率低下、违反公共政策原则等问题，部分项目甚至为特定集团谋取私利。现行政策在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方面效果不佳，也未能充分释放国家经济潜力。此外，泰国政治制度不稳定，过去20年发生两次政变，周期性政治动荡使“低增长”成为常态。若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，泰国难以重新跻身东盟前列。

基于此，泰国的复苏与发展不仅需要经济结构改革，还需在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法律和体制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变革。要提高投资占GDP比重，使其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水平，加大对创新、人力资源、教育与研究的投资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基础。短期内，应放松金融与监管政策，为各类投资创造有利条件，清除制度障碍，严厉打击腐败，避免过度依赖“民粹政策”，防止对未来财政状况造成负面影响。

从长远发展来看，泰国应通过改革生产结构与供给侧管理，推动“突破性增长与国家创新”，提高研究与创新占GDP比重，提升产品附加值以及资本、劳动的生产力。不过，目前私营部门投资意愿受中美贸易政策变化影响，处于观望状态，需密切关注投资促进申请与外资投资优惠使用延期等市场情绪数据。

在财政政策方面，阿努颂副教授认为，泰国财政部新一轮5000亿泰铢举债计划应重点用于投资，而非单纯用于“还债”或“发钱”。尽管这些民粹政策能在短期内缓解困难和债务危机，但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。目前，泰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达64.21%，高于东盟平均水平，若再借5000亿泰铢，必须确保经济增速同步提升，避免债务比例进一步上升。

对于中小企业（SMEs）而言，低息贷款（Soft Loans）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偿债压力，但难以推动产业结构改革。该政策需与产业升级、企业转型、外资优惠政策改革同步推进，确保投资能真正实现技术转移，助力泰国产业发展。同时，要加强监管，防止企业通过“代持人”出口或转口贸易获取“Made in Thailand”原产地标签，而无实质生产行为。

此外，阿努颂副教授还提到，美国削减对泰国的美国国际开发署（USAID）的援助，将影响泰国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和人道服务。泰国边境公共医疗系统将面临更大压力，应增加预算支持，保障医疗服务不中断。这不仅关乎人道主义，更对有效防控跨境疫情至关重要，可避免对国家卫生系统、社会和经济造成更大冲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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